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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健:新中国的国际关系--六十周年之际的回顾与展望
2010/12/06

(2009年9月,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

各位领导、战士:

  很高兴和大家见面。今天我到这里来是命题作文。我的题目是新中国的国际关系,副标题是六十周年之际的回顾与展望。

  要讲新中国六十年的国际关系,那是一篇大文章,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凭我个人的精力是做不到的。前不久,我们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同志9月5号在人民大会堂作了一个以新中国外交为题目的报告,这个报告大家在网上可能已经看到了。所以,今天我采取一个横切面的办法,着重讲一讲一年来发生了的一些重大事情,借这个来看一看我们新中国六十年我们的国际关系到底到了怎样一个阶段。准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高度概括的方式回顾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的变化;第二部分着重讲一讲一年来发生的几件大事,从这几件大事来看当前,也就是建国六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关系和格局;第三部分讲六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和平崛起在国际上、国际关系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四部分讲一讲今后中国外交的历史使命。

  一、六十年来国际关系的变化

  六十年这个跨度很大,我只能用很概括的语言讲一讲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我们的国际关系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大变化和发展。要细分的话,可能还是有很多不同的阶段。那么我想从大的方面来区分,基本上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第二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就是最近的三十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到这个新世纪的零九年。这两个阶段表现出了鲜明的不同的特点,在建国之后的二十年,我们所谈的中国的国际关系主要是跟两类国家的关系,一个是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关系,从我们一解放,特别是头十年,我们主要的国际关系是在这样一个范畴里,后十年,也就是从六十年代开始,随着一批亚非拉国家——主要还是亚洲和非洲国家逐步的摆脱殖民地地位,取得了民族独立,陆续的和新中国建交,使得我们的国际关系有了第一次的扩容。从社会主义阵营,走向了第三世界。所以中国那个阶段的主要国际关系,是和这两类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所以虽然毛主席在那个时候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而实际上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了封锁的政策,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和受他们影响的国家,和中国并没有正常的国家和国家之间应有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句实事求是的话,当时我们中国的朋友是“半天下”。世界的一半,和我们有正常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年,中国的国际关系就完全打开了,我们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正常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和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有广泛层面的关系——有政府之间的关系,有民间的关系,有商务关系,有人员来往还有军事交流,所以这后三十年可以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没有天敌了。严格来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基础上,用朋友这个字儿不是很确切,实际上国际关系主要是三类:一类就是盟友关系,一类是合作伙伴,第三类是对手。那么,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我们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结盟关系。我们现在没有,将来也看不到和世界上任何国家建立盟友关系的前途。所以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是一个没有盟友的独立自主的国家。其次我们的合作伙伴遍天下,我们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不同名称的不同程度的合作伙伴关系。第三我们没有天敌,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中国的敌国。所以,中国的国际关系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历了这两个阶段,其中有十年我没有谈到,就是1971年开始到1979年,这十年是这两个阶段的过渡时期,这十年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决定了中国的国际关系从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哪几件重大的事情呢,第一个是1971年尼克松访华,随后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中国开始走向世界。随着尼克松访华,一大批西方国家和受其影响的国家和中国建交,1978年底,中美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1979年小平同志宣布改革开放。这两件事情有内在的联系,没有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没有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也不会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面向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如果西方世界还是对中国实行敌视的政策,没有正常的国家关系,中国就不可能奉行改革开放的路线。所以这十年过渡时期,七十年代是中国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分水岭。第一部分我就这样简单介绍一下六十年中国国际关系的演变。

  二、一年来发生的几件大事

  第二部分,谈一谈一年来发生的三件大事来看新世纪中国的国际关系,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我讲的一年不是日历上的一年,是从去年的八九月份到今年的八九月份这12个月。这12个月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事件,被国际上视为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事件。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重大变化。首先是去年8月8号,这一天同时发生了两件事,一个是中国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顺利举行,另外一个是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开战。这两件事恰好发生在同一天,普京总理是在北京参加奥运会期间,指挥了这场对格鲁吉亚的战争。所以许多西方媒体在报道的时候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加以评论。有两个媒体作出了类似的判断和评论,一个是法国的费加罗报,一个是美国的洛杉矶时报,先后对这两个事件作出了评论。法国的费加罗时报是这样说的,“8月8日这个日子将被载入史册,这一天象征着中国和俄罗斯两大帝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复兴。”中国和俄罗斯,被他们称为帝国,在同一天,被认为开始复兴了。一个礼拜以后,美国的洛杉矶时报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论,他说“2008年8月8日,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宣告了他们的复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说出了同一句话,‘世界,我们回来了’。”时隔一个月,9月份又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我们的神州飞船升空,一个是发生在美国的金融海啸。那么,喜欢创造轰动的西方媒体又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加以评论。有这样一种说法,说中国的星升空了,美国的星陨落了。那么经过12个月的今天,从8月份的统计数字来看,世界普遍认为中国已经成为第一个成功地走出经济危机的国家。发表的评论认为,这12个月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情证明了世界的中心开始转移了。下面,我想介绍一下这三件被认为带有里程碑性质的事件及其对中国国际关系的影响。

  第一件事情是奥运会。我们的奥运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奥运会从开幕式到结束,整个过程受到了世界媒体的高度重视,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普遍认为是一次极为成功的重大的事件。他们在报道评论中国奥运会的时候,讲到了三点,说中国奥运会之所以取得了这样的成功,是三个因素:第一个是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科技事业的飞跃发展。大家知道这是我们第二次申办奥运会,第一次没有成功,所以举办奥运会与我们原先所想的时间,推迟了8年,那么像世界上好多事情一样,坏事变成好事,奥运会推迟8年举行,正好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我们整个经济科技事业取得一个大的飞跃的时候。回过头去想,如果8年之前举办奥运会,可能就不会有鸟巢、水立方这样的建筑,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思想开放程度也没有到可以接受这种超现代建筑的状态。所以这次奥运会结束以后,我们有的媒体在国外做了一次调查,说美国人了解象征中国的建筑是什么,点击率最高的是长城,46%,第二就是鸟巢38%。第二评论比较多的是这次奥运会的成功,显示了中国政府巨大的动员能力、协调能力、组织能力,我们这次奥运会开幕式就是这样一个中国政府能力的展示。整个奥运会能够成功举行,整个过程没有出一个问题,充分展示了我们政府巨大的领导能力、协调能力。第三是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高度的热情,在这当中,最受国际注意的是我们百万志愿者和他们的表现。所以这次中国奥运会成功以后,奥运会的负责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以后再举办奥运会,不要想追赶中国的成功,不要瞄准中国奥运会”我觉得是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使得中国这次奥运会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奥运会。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同时具有这三方面的优势。要说科技和经济实力,世界上超过中国的国家有的是。但是这些国家没有中国第二个优势和第三个优势。政府的集中统筹能力,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有后两者能力的国家也有,比如北朝鲜,他组织大型活动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他没有科技和经济能力。所以这三方面的结合,使得这次奥运会成为历史上最独特的奥运会。这次奥运会的成功,不仅是体育的成功,就像奥运会时期,金融时报去年11月所发表的文章所说的那样,“奥运会的开幕式使得中国展现出的力量和效率,对于那些尚未注意到中国崛起并且正在改变世界的人们……2008年发生的事情正说明这一点。”这次奥运会时以这样一种空前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展示了中国模式的成功。根据我对媒体的统计,全世界有近十亿人观看了这次奥运会,也就是有十亿人直接了解到建国六十年中国已经到了什么阶段。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说的,也发生在8月8号的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战争,作为军人,我相信你们都了解这次战争的情况,所以我就不说了。我在这里只说一下这场战争的起因,我认为这场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是俄罗斯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苏联解体以后十几年来矛盾积累的总爆发。苏联解体以后,和西方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三个问题上,一个是西方不断的肢解前苏联、前南斯拉夫,最后一步棋就是西方承认西方倡导的科索沃的独立,第二就是欧盟和北约的不断东扩,按照美国的意图,一直要扩大到俄罗斯的家门口,把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也包括进去,把整个前苏联东欧地区,除了俄罗斯以外都纳入西方的势力范围,第三就是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系统。这三件事情,直接损害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使得俄罗斯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阶段。俄罗斯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利用格鲁吉亚总统犯下的一个错误,狠狠的教训了一下。教训的不是格鲁吉亚,是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说明俄罗斯人的忍受是有限度的。当然,一年以后,在奥巴马上台以后,美俄关系有所缓和,表现在美国在吸收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努力上,当然美国没有放弃这个努力,但是步调放慢了。一方面是考虑到俄罗斯的情绪,另一方面也是照顾到欧盟国家的态度。自从这场战争之后,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不应该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吸收进入北约,因为如果是格鲁吉亚进入了北约,就意味着北约的成员国要因为格鲁吉亚有义务跟俄罗斯打一仗,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为格鲁吉亚这样的小国跟俄罗斯开战。第二大家也看到了奥巴马做出了一个戏剧性的让步,暂缓了在波兰和捷克部署防御体系,也使得美俄矛盾有所缓和。但我认为美俄根本的地缘冲突没有消除,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在他凭借石油天然气实现经济复苏之后,他的首要目标是恢复它原来的势力范围,如果不可能恢复整个势力范围,那么他眼前的目标,至少是把前苏地区回到俄罗斯的实力范围内,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不可能放弃把他们的势力范围直推到俄罗斯家门口的战略,不可能把已经获得的果实再吐出来,所以美俄这样地缘政治上的冲突还是继续存在,随时可能爆发。所以正是这样,俄罗斯很需要借助中国,中俄之间谈了很长时间的石油管道问题,前不久终于达成协议。这其中有地缘政治的因素,也有俄罗斯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缺少美元。我们给了他250亿美元,使得这个谈了很长时间的项目终于给了我们,所以在中美俄这个大三角之中,中国的处境是最好的。

  第三件事是金融海啸和它的影响。金融海啸是爆发在去年9月15号,在美国,有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这样的金融机构破产了,而政府没有采取立即措施来拯救雷曼兄弟,就触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美国政府为什么没有及时地挽救雷曼兄弟呢。据我们驻美大使说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共和党治国理念,共和党奉行新保守主义的政治政策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认为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良药,而是问题的本身,市场能够解决他自身的问题,所以置之不理。第二个是党派因素,因为雷曼兄弟和民主党关系更深,所以没有救。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导火线,美国金融海啸不可避免,从经济上来说在于它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产所采取的对策。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产,股市崩盘的时候,本来要带来一次经济衰退,但美联储在格林斯的领导下,连续七次降低利率,使得美国经济避免了那一次本来应该发生的经济衰退,所以格林斯被封为美国自由市场的神灵,都称之为格老。但没想到这件好事成为坏事,一个泡沫避免了,另一个更大的泡沫又制造出来了,那就是房地产泡沫。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触发了这次金融海啸。实际上从更远来说,美国爆发这次金融海啸,不仅是经济因素导致的,而是美国冷战结束以后,一系列政策错误导致的,其中包括伊拉克战争。冷战之后美国野心膨胀,要在世界建立起一超独霸的格局,野心超过了实力,使得他从联邦政府州政府到美国国民都背上了沉重的负担,都在寅吃卯粮,所以破产时早晚的事情。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不是偶然的,是美国霸权主义开始走向衰弱的象征。这次金融海啸对中国的影响,应该说是两方面的,有利有弊,弊的方面,大家都看到了,主要表现在出口上。由于欧美市场的萎缩,使得中国的出口急剧下降。对我们有利的方面主要是长期的,主要体现坏事在中国这块地方上可以变成好事。主要有这么四点,一个是有力地推动了我们经济的转型,我们政府早就提出来要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把我们经济从出口导向,转变到两条腿走路,那么这次金融海啸的爆发,和出口风波,就推动我们更迅速果断地来规划和实施这种转型。成功转型,将给我们带来又一次巨大的经济增长机遇期。第二是我们走出去的战略面临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这种有利的环境主要说由于世界的经济衰退,造成了我们收购中国所需要的原材料、战略物资和一些重要企业处于空前有利的位置,使得我们走出去的战略面临难得的机遇。第三个是人才,金融海啸使得一批金融人才开始走向市场,中国成为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第四也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次金融海啸和中国第一个走出金融海啸的事实大大的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上面我讲的三件事情归纳起来我觉得对于当前的国际关系造成重大的影响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美国一超独霸的企图彻底失败,大大加速了世界多极化的进程。第二推动了国际重心的转移,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其实这个进程早在金融海啸之前就有了,当时美国总统布什在APEC一次会议上讲过:我们正在见证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变,世界经济舞台从西方转向东方,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当然随后他又说了一句话,美国对此并不担心,因为美国既是大西洋国家又是太平洋国家,但他没有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国际经济重心开始历史性的转移,从大西洋转到太平洋,从欧洲转到亚洲,欧洲中心主义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其中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亚洲大国重要作用和地位,得到国际上的一致公认,大家看到的一系列说法都可以作证,比如现在举行的二十集团会议,胡锦涛主席马上就要出席了,在二十集团会议上,胡锦涛主席的讲话受到了各方重视,中国的作用也受到了各方关注,比如法国萨科奇总统提出来八国集团管理世界已经不行了,当法国后年担任八国集团主席国的时候,他将提出以十四国集团来取代八国集团,这十四国就是现在的八国加上新兴经济体的三国,说明当前全球治理的话,没有中国是不行的。也有一些美国的著名人士,两位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国务卿一起提出来一个主张,就是由中美合作共治,当然我们拒绝这样的说法。拒绝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们中国并不认为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能够肩负这样的重任,第二是我们也无意与美国一起来称霸世界。但不管是G2也罢,G20也罢,都说明了一条:现在世界问题的解决离开中国的参与是不行的。第三是国际关系正面临极大的调整和变化。这个调整当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中美两国的调整。金融海啸的爆发说明了美国靠借债来消费这种模式已经难以维持,这个硬币的另一面说明了中国单靠出口来带动经济的增长也不行,中美都进入了经济调整期。从政治上来说这三件事情的发生证明了相应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美国为首的西方模式的所谓普世性这个神话破灭了,原来西方一直认为任何国家要取得经济发展,必须采取西方民主制度才能成功,他们把这个称为华盛顿共识,认为这个华盛顿共识有普世价值并一直推行,但这三件事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虚弱性,证明了西方模式普世性行不通了,中国模式被他们称为北京共识,北京共识的吸引力得上升,所以从国际关系来说,将进入一个各种模式和平竞赛的新时期,第三个层面是军事层面,下一步调整是怎样的,要你们来说,当然中国军力也会有一个大的提升。

  三、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第三个部分我想讲六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国际关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崛起面临着种种机遇和挑战,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今天我想讲一讲国际的。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上说过,我们中国的和平发展,机遇空前,挑战空前。这个机遇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小平同志对当今世界的论断没有发生变化,而且像刚才一些事实所证明的一样,多极化全球化在加速发展,从中国来说,我们的改革开放,大大拉近了中国和世界距离,使中国和世界的距离发生了根本变化,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从世界的发展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机遇,而中国的发展为推动世界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可以说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由于我们选择了在现行国际体制内发展这样正确的方针,二战以后确立的国际体制,尽管他有种种局限性不合理性,但还是可以利用的,我们不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而是参与这个国际体系,从中求得我们的发展,并且逐步改造这个国际体系。这样的政策方针使得我们像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那样,在一个相对和平,少受阻遏的环境中,取得了发展。这样的大环境,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相反,三十年以来,我们和世界各国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实现了合作共赢得局面。我们参与了各种国际规则的制定和现有国际规则的改造,这为我们改革开放进一步的发展,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略空间。从这一年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几件大的特殊的例子,比如中美关系,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在两件关系到我们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照顾了我们的利益:一个是台湾问题,去年5月份台湾所谓的“领导人选举”。陈水扁是要搞入联公投绑大选,借此挑起台湾民众的情绪,支持他们民进党继续执政,但是美国政府从国务卿到白宫发言人到布什总统,多次发话,表示反对陈水扁实行的这一套。最后马英九高票当选,挫败了陈水扁的企图。从这个方面来说,美国政府采取的立场对台海形势以及台海两岸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二就是奥运会的时候,西方掀起了一阵反华浪潮,要抵制我们的奥运会。其中一个重要的矛头是指向布什,因为布什曾说过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他要带着全家人来参加,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西方世界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要求布什改变他的初衷。但布什始终坚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布什很喜欢中国么?他在APEC会议上说出了原因,他说我出席奥运会开幕式是表明美国对中国人民的尊重。他已经体会到这是一次向全体中国人表态的机会,对以后中美关系起到积极作用。中国政府最关心的是这两件事,美国政府在这两件事上都尊重了中国的根本利益,而我们也用行动表示,我们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的地位,我们没有实力也没有这个政治意愿——这是美国最担心的了。所以现在大家注意到中美关系中出现了一个词汇,“互相尊重对方的主要关切和核心利益”,这是中国在和其他国家交往过程中没有出现过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能从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经济合作走向真正的关心核心利益,标志着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有一个全新局面。当然,这一年当中也有许多逆流问题,比如奥运火炬的传递,在中西方媒体和网民中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浪潮,其中,双方的网民都有一些过激的言语,也被西方媒体捕捉到了,比如在欧洲就有一种抵制中国货的声音。西方媒体就跟踪了一男一女,男的说我以后不再买中国生产的电器,女的说不再买中国生产的服装,跟踪了两个人一个月以后再回访,他们这样说,男的说:“我可以不买上面标明‘made in China’的电器,但我不能保证里面没有部件是中国制造的。”女的说:“我可以一两个星期不穿中国制造的衣服,但超过这个时间的话,除非光着身子上街否则就没办法了。”与此同时,中国的网民也在网上发出了呼声,就是抵制家乐福。大家可以看到家乐福的老总马上就着急了,立刻发表声明说他没有支持过藏独。现在我在哪里都看得到家乐福。这就说明了一条,就像锦涛同志发表的讲话说,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可能出现几个西方国家联手起来遏制中国的局面,有一些反华人士有这个企图,但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在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中,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这样的前提之下,不可能出现西方国家联手遏制中国的情况出现,这就是中国国际环境国际关系当中所谓机遇最基础性的东西。

  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改革开放,和平崛起,遇到了空前的挑战。为什么挑战空前呢?据我观察,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迅速崛起引起了世界的广泛警惕,使得在相当一部分国家当中对中国竞争意识防范意识明显上升。刚才我说到美国一面,当然大家也要注意到美国的另外一面,对中国防范的一面,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个还是台湾问题,美国对海峡两岸关系的迅速发展不无担忧。布什离任之前,批准了对台湾六十亿美元的军售,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都是历史上最高的。表明了美国牵制海峡两岸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大家也看到了,美国布什政府的时候放弃了核不扩散条约的原则,在印度还在发展核武器的同时,放了他一马,跟他发展了所谓“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明显的是在中国周围建立起一道防火墙,从印度到日本到澳大利亚,这样一堵防火墙。意思是什么呢,是美国经常说的一句话,“中国的发展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我是这样解读这句话的,就是美国对中国现在还不担心,中国还没有资格实力来挑战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不能保证中国在强大之后来挑战美国的地位,所以美国在中国周围修这么一道防火墙,一旦中国强大了之后,如果哪一天有这个意图来挑战美国的话,这个防火墙就发挥作用了,能遏制你的战略进取。美国这么一个“两面下注”的政策,已经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了,所以从中美关系来说这不是新的因素。倒是在欧洲我们看到了中国迅速崛起带来的在欧洲的负面反应。在过去的一年里,从中国的大国关系来看,起伏最大的是中欧关系,有人形容为“过山车”。过山车往上走的时候很短,往下冲得时候很厉害,在过去一年中,中欧关系几次跌进谷底。这是欧洲国家从媒体到政府到民众,不能冷静地对待中国迅速崛起带来的结果,从他们的学者政府执政党发表的一些言论中,我看到他们是怎么看待中国崛起的。他们认为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得中欧之间的三对矛盾凸现出来了,一个是经济上的竞争,一个是势力范围的竞争,一个是发展模式的竞争。我全引用他们的材料。先说经济上的竞争,中国的崛起,先后超过英国法国德国,这样一些被超越的国家,从国民感情到舆论再到领导人,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可以说他们适应得不是很好。这一年当中,欧洲对华舆论的迅速恶化就是一个直接反映。比如法国的研究中心的亚洲部顾问说过这样一段话:“总体上看,中国现在对法国还不是威胁,但是在经济层面当中,中国确实造成了挑战,过去我们把中国看作一个大的市场,现在看来,由于中国有廉价劳动力,低的社会福利等因素,造成了他的低成本生产,使得中国企业有了强大的竞争力,从而构成了对欧洲的挑战。”那么整个欧洲和中国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也是个客观事实,所以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在去年北京召开的一次中欧峰会中说过这么一句话:“中国的崛起可能被欧洲看作是一个威胁。”第二是他们认为的所谓势力范围上的竞争。开始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在2006年中国召开了一次很成功的中非论坛峰会,那次会议非洲43个国家首脑出席,签署了大量的合作协议,中非双方的领导人都非常满意,但没想到西欧一片哗然,认为中国要开始进入他们的势力范围了。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看,如果说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的话,非洲就是欧洲的后院,是他们的传统势力范围。所以他们不能接受中国大举进入非洲的事实。萨科奇总统在去年7月份一次内部会议上,就是类似于我们的使节会议一样,把各个驻外大使召回,由法国总统作一个报告,讲讲法国的政策。在那个报告里萨科奇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已经进入了人类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复兴时期,但他却把自己对原材料的贪得无厌的追求变成一种控制战略,特别是在非洲。”法国总统的这个看法是无独有偶。德国的执政党在他的亚洲方面的报告,也有类似的说法:“崛起的中国在能源非洲和外贸领域渐渐成为法国的对手。”上个礼拜我在和学生的座谈,其中有一位非洲的留学生,他告诉我他现在到中国没法经过巴黎,只能到法兰克福转机。不知道这是个别例子还是普遍现象。说明法国和西欧国家对中国的警惕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了。第三个是发展模式的挑战。中国坚持了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并且取得了成功,被一些国家进行了参观效仿借鉴。客观上来说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就是中国向世界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制度的发展模式,这个是欧洲不能接受的,一个德国执政党在报告中提出,“中国的成功向其它国家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政治次序,削弱了西方制度的吸引力,构成了中国对欧洲政治经济的全面挑战。”所以欧洲舆论和政府对华政策出现了大幅度的摇摆,不是偶然,是他们对中国和平崛起所作的错误判断。我们前驻德国大使曾经讲过,实际上他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发生了转变。过去在欧洲的整体战略当中,把中国定位为一个可以借鉴的力量。冷战时期他是借助中国平衡牵制苏联。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企图独霸世界的时候,西欧曾经一度借中国牵制美国,增加他在国际社会中的发言权。当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伊拉克战争当中。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之际,国际社会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局面,就是德国、法国和中国、俄罗斯四家联手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开展,四国联手主导了安理会,使得安理会没有对美国授权对伊开展。从而使得美国这次伊拉克战争被秘书长科菲·安南宣布为一场非法的战争。德国和法国背离了自己的盟友美国,和中俄联手,是西欧国家战略定位贯彻实施中最突出的绝无仅有的例子。在这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欧洲改变了对中国关系的战略定位,把中国从一个可以借助的发展中国家改为强劲的经济对手。类似的情况我们在印度这里看得到,在澳大利亚也可以看得到,在俄罗斯也有一定反映,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国家和我们一些主要的邻国,对中国的警惕和防范上升。

  与之同时,我们还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国际舆论环境的变化,也是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对中国的高度重视,一些主要的大媒体现在聚焦中国,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他们都从他们的角度立场出发,加以解读。这造成了我们内政和外交的界限的模糊,我们任何一项国内的行动他都要判断这会对国际社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更不要说我们外交行动。另一方面,挑刺的程度也在不断上升,我还举奥运会的例子。奥运会期间西方媒体对华的报道基本上是正面的,但在大量报道中国奥运会成功的同时,他们有三个说法,比较有特色的体现了西方媒体对华的视角和我们在改善舆论环境所面临的挑战。在他们报道许多好的消息的同时,最后一句话是“中国把自己的最好一面拿出来给世界看。”这句话不能说他错,这是我们在中国文化指导下必然的行动。我们再穷,家里如果有客人来,我们也要拿出最好的一面来,这是对客人的尊重。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潜台词是说这不是实事求是,不是中国的全部。第二句话,说中国的奥运会期间,平淡无事。在我们看来,这次我们办了一届平安的奥运会,没有发生重大的干扰性事件,但这又成了西方媒体挑刺的一个地方。西方媒体的特点是,“坏消息才是好消息。”对其加以报道才能体现媒体的独立性,才能成为媒体的卖点,但这次奥运会期间,没有他们喜欢的消息,所以他们说我们这届奥运会办得平淡无味。第三句话,是带结论性的了,说中国奥运会的成功,是只有在像中国这种社会制度的国家才能取得。这也是我们说的一句话的贬义性的说法。锦涛同志在总结奥运会的时候说,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西方媒体从坏的方面解读,由于你是集权的,所以才能办成。西方媒体这样的特点我们应该看到:第一,不可能改变,他是以标榜媒体独立,监督政府、批评政府为他的生命线的;第二跟我们文化不同;第三跟我们价值观不同。上面引到的三句话证明了这一点。西方媒体这样根本的趋向难以改变,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媒体控制着国际舆论。这是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又一个挑战。就是国际舆论的挑战。

  四、我国外交的历史使命

  综合起来看我们中国和平崛起面临国际关系方面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从机遇方面看,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要和中国保持接触和合作的关系,大家看到领导人之间的频繁往来,各种会晤的广泛开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的开展。但另一方面竞争和防范的意识的上升,我们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两者的关系。国际舆论也是这样,一方面国际舆论高度重视中国,聚焦中国甚至于拿放大镜来看待中国,另一方面又充斥着偏见、误导国际舆论,我们如何认识如何对待。这是我最后要讲的今后中国外交的使命。

  中国外交的历史使命,我想讲两个方面。一个从国家关系来看,就是现在世界上普遍出现的对中国的发展采取两面下注的政策和行动我们怎么看待应对,刚才讲的美国的例子最明显的,他们也公开讲他们的对华政策是两面下注,一方面是看好中国经济发展,通过开展和中国的广泛合作,谋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他修筑防火墙。其他国家虽然没有说,但实际做法都大同小异。都是两面下注的办法。站在他们的角度理解,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他们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机遇他们要利用,挑战他们要防范。这个现象为什么会普遍出现,中国威胁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市场,我想是三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历史规律,我们说我们是和平崛起,不会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但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大国崛起没有对国际关系造成震动甚至挑起世界大战的先例。我们说你们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中国是在全球化的环境当中、在改革开放的环境当中、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共赢的环境当中崛起,不会带来战争,也不应该带来战争。我们将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那人家心里想:希望如此,但可能吗?第二个因素,因为中国还有一系列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和印度的边界问题还没有解决,和一些东盟国家的岛屿之争,和日本的海洋划界和钓鱼岛之争等等,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说我们奉行小平同志说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平解决。人家的问题还在于“中国强大了是否还会执行这样政策?”第三是制度问题,中国奉行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我们说我们不输出中国模式,我们愿意借鉴世界上各种制度的合理之处,我们已经表现得够好的了。但是我们的成功本身客观上打破了西方模式普世性的神话。总之现在世界各国在制定战略的时候都要把中国因素放在里面。最近有位新加坡学者讲过这样一段话:“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国家在制定他们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时候,开始把中国因素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我们可以说这是中国崛起的标志,是值得骄傲的,但同时这种新的局面也正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那我们怎么对待?我想有这么几点,第一是区分防范和遏制的差别,某种意义上来说,防范是防御性的,遏制是进攻性的,防火墙的设立,如果我们这边没有火,那它就形同虚设。所以首先第一条是不要惊慌,第二条是保持警惕,防范和遏制之间的界限不是牢不可破的,从防范走向遏制只是一步之遥,要保持警惕。第三条,我说我们这里没有火,我不会主动放火,但有时事态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出现了火情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特别是军人要时刻保持警惕,如果一旦出现了非我因素引起的火情,我们要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冲破这个防火墙,维护国家的利益。第四条我们要主动争取改变这种两面下注的格局,两面下注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毛主席说过,两面总有一面是主要的,到底是防范为主还是合作为主呢?这要依靠我们的外交工作,争取一些主要的国家,美国日本欧洲印度对中国的合作一面成为主导的一面,防范的一面成为次要的一面。这是我们外交的新的世纪,六十年后的今天面临的新的使命,就是改变世界各国对中国这种两面下注的趋向,扩大合作,遏制防范。这方面最近出现了好的苗头。奥巴马上台后,民主党出现了一种思潮,主张美国对华奉行一种超越两面下注的战略。第二是日本政坛的变化,新上台的民主党更重视亚洲、更重视中国。所以如果美国和日本对华政策能发生积极变化,就能带动欧洲,扩大中国与世界各大国的合作共赢局面。

  最后讲一讲国际舆论环境。刚才讲到西方媒体是以挑刺、标榜独立性来作为他的本钱的。客观地说,西方媒体也是迎合了西方社会主流的思维定式。由于西方社会多年来平稳的发展,在西方主流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认为他的制度是最好的,三权分立,政府行为受到牵制,个人自由更能得到保护,而中国这种集中制国家就容易带来问题,所以凡是中国发生任何群体性事件,如果有两个不同的报道,一个报道说闹事的人不对,另一个是批评政府的话,西方社会一种自然的倾向,就是会相信批评政府的报导。这种思维定式和媒体的推波助澜,造成了整个舆论环境的对华不利。那么怎么打破这样的格局呢?我认为最近发生的几件事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启示。说明我们的社会越开放,国际的舆论环境对我们会越有利,从三件事情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来,一个是四川地震,一个是西藏事件,一个是新疆的七五事件。关于四川地震,我们第一时间允许西方媒体进去报道,接受国际上的援助,新疆事件也是这样,我们采取开放的态度对待。西藏发生事件后,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对外开放西藏,大家就可以看到西方媒体对西藏事件的报道全部是反面的,用的都是达赖集团的话。对新疆的报道就两种声音都有了。说明了我们越是开放越是自信,越能改变国际舆论环境。另外就是群众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大于政府的力量,因为西方对政府有偏见,尤其是对中国政府。奥运会火炬传递当中,影响西方媒体的是两股力量,一个是海外的华人华侨留学生,他们举行的各种抗议活动,一个是我们网民发表的各种各样的言论,他们进行了大量报道,认为对中国过分严厉会得罪中国人民,会得罪他们想影响的、加以和平演变的中国人民。所以后来促使他们重视中国在新疆西藏问题立场的,不是中国政府的表态,不是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而是我们的人民,通过不同的方式,在国内和国外表达的意见,使西方受到了震动,知道中国人民和政府是站在一起的。中国人民不可侮。所以我想要改变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我们应该社会更开放,并使人民群众的力量得到更好的发挥。

  总而言之,中国国际关系现在到了什么阶段呢?可以用好多严肃的语言来概括,但我想用香港一位人士调侃的话来概括,他用调侃的方式说: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个是挨打的阶段,一个是挨饿的阶段,一个是挨骂的阶段。清朝末期开始一两百年的时候,我们一直处在挨打的阶段,然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我们处在挨饿的阶段,现在我们开始进入一个挨骂的阶段。世界上有哪些国家有资格被骂?这六十年当中被骂得最多的国家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现在我们中国有资格进入被骂得行列了,这个被骂不是普遍地骂,而是错误的骂,可以说这是我们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取得伟大成就这个桂冠上的一个不合适的点缀。我们要以这样的心态来对待一些西方媒体和西方政党的不恰当的批评。我们的努力方向是,像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上半年举行的使节会议的报告中提出来的这样的目标:努力的使中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从而为我国现代化事业营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新中国六十年之后的外交指明了一条道路。在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全球化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所谓外交并不是过去狭义上的外事部门的外交了,是全民的外交,是国内的建设和国际关系的总和的反映,所以希望我们在座的全体同志一起共同努力,为营造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而共同奋斗,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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