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8日）

　　（本文由复旦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根据陈健大使2008年4月28日在复旦大学“联合国研究论坛”上的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本人审核。）

　　主要讲三个问题，当前的国际形势，中国的国际环境以及中国的外交战略，这三个密切相关联的问题，我想通过解读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的报告中的有关内容来探讨相关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整篇讲话体现了与时俱进、求实、务实的开拓精神，第十一章——外交章展现了三个重要思想：第一，对当前世界的看法。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其广度和深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想由此出发谈谈进入新的世纪以后，世界究竟有哪些大的变化和调整。第二，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和命运连在一起。我想就中国与世界这个问题谈谈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影响。第三，报告中提到的中国国际战略，两个“始终不渝”：第一，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第二，中国将始终不渝地奉行共赢开放战略。我将就这一问题讲讲我对中国外交战略的认识。

　　一、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正处于大变化、大调整阶段，历史上前所未有。

　　它的动因是什么？前所未有的大变化大调整，是什么因素在推动？我觉得有两个动因：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多极化，都不是新的东西，但在这个世纪得到了全面、迅速的发展。

　　全球化。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使全球化有了广阔的空间。

　　多极化是指由原来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格局转化为多极的一个趋势。所以，在新世纪到来时，虽然人们预料到两者都会发展，但它们的深度和广度则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新的现象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即新兴经济体崛起并成为一股新的、强劲的力量。最早提出这个现象的是美国的高盛公司。2001年，它把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定为“金砖四国”，将这四个民族国家的第一个英文字母拼成一个单词BRICK, B是巴西，R是俄罗斯，I是印度，C是中国，这正好是一块砖。中国人的传统是好事前面加金，所以说是“金砖四国”。

　　第一次把新兴经济体现象的定性，引起了世界的注目。随后在2007年，日本的证券公司提出了第二梯队，在金砖四国以后提出了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这五个国家的第一个英文字母连起来为VISTA，称为VISTA五国。越南V，印尼I，南非S，土耳其T，阿根廷A，中文译为远景五国。此后，国际社会又发现了更多的新兴国家，一共十五个。这些构成了新兴经济体的三个梯队，金砖四国是第一梯队，VISTA五国是第二梯队，剩余国家是第三梯队，展现了新兴经济体后浪推前浪，不断提升的梯形的发展趋势。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为全球化和多极化提供了动力，使这两个趋势更快的向前发展，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改变了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内涵，比如，冷战刚结束时，人们预料会有相当长一段时期国际格局是一超多强，一超是美国，多强是安理会的其它常任理事国，现在这个一超多强的格局正在被打破。

　　金砖四国的GDP已经占全球的30%，出口贸易的45%，全球GDP增长的一半，外汇储备的70%。这样的变化带了新一轮的大国关系调整。四种变化最突出：

　　第一，美俄关系。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在叶利钦领导的时代奉行向西方倾斜的政策，想通过与西方关系的改善来实现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转轨。但是他这样做换来的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断蚕食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而俄本身的实力也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普京执政期间，俄罗斯凭借石油、天然气迅速恢复了实力。在普京时代，俄罗斯开始执行与叶时代不同的政策，从原来向西方靠拢变成了声张自己的民族利益，在一系列问题上与西方叫板，使得美国与俄罗斯之间遏制与反遏制的矛盾突现出来，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北约东扩、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问题以及科索沃问题。

　　俄美利益冲突以及遏制和反遏制的斗争是采取公开的形式进行的，普京以及俄政府提高了对西方批评的语调。同为金砖四国，中国采取韬光养晦的方式，俄采用大喊大叫的方式，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情况？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访问中国时说，你们这么做是要让美国对你们不要心存畏惧，不希望有中国威胁论，但俄却希望美让美国对俄心存畏惧，使得美国重视俄，重视俄的国家战略利益。

　　冷战结束后，中俄虽都在崛起，但背景却大不相同。俄在冷战后，它的战略空间大大缩小，北约东扩到家门口，反导系统也到了家门口，俄感到透不过气来。美国公开说，俄从此会衰落，不必再理会它。由于这个背景，俄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出现了强烈的反弹，“我是一个大国，我有我的战略利益，你不能不顾我的战略利益”，俄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采取了这样的政策。

　　这个政策是否成功呢？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也引了美国的反弹。

　　从成功来说，俄对北约东扩踩了个刹车，暂时把乌克兰和格鲁及亚排除在东扩名单之外。尽管美国极力推动，但欧洲考虑到与俄关系，也没有同意美国的建议。在反导问题上，美国也不得不提出多种方案，与俄协商。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俄的大国地位有所恢复，国际声音开始受到重视。例如，2000年，美国情报委员会报告称，俄衰落下去的态势不会改变。到了2006年，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把中俄一起称为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将俄也看成美国的潜在威胁。国防部长盖茨也表示，美国应该做好同俄作战的准备。

　　负面作用也是明显的。布什同普京交往时曾特别推崇个人友好关系，曾说“我看到普京的眼睛我就能够猜到他在想什么”。但在去年年底时，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在一次竞选活动中说，我看着普京的眼睛我就看到三个字“克格勃”，当时布什在场，笑着说，“你说得不错”。同样的普京的眼睛在不同时候会看出不同的信息。但美俄关系也是斗而不破的。最近一次布什与普京在俄的会晤特别注意烘托两个人的友好关系，目的是为了下一任、美俄新一代领导人能有好的开端。

　　第二，中美关系。

　　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后两国关系连续六年保持了平稳的发展，双方的战略对话向全面深入的领域开展，这六年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在两个重大的问题上表现出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美国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帮助。一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针对台湾大选，频频发话，提高戒备，打压台独倾向，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第二是在奥运会问题上，布什是到目前为止西方领导人中唯一一个没说不参加开幕式的领导人，尽管存在西方媒体的压力也仍不改口。当然在其它一些问题上，中国也会照顾美国的一些利益，如朝鲜六方会谈中，我们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在APEC会议期间表现出来。胡与布在会晤时提出，中美关系既是利益攸关方，同时也是建设性的合作者。利益攸关方是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的，既是对中国的肯定，也是让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在会谈中，布什也多次插话，讲了五个我同意，五个好或很好，四个对，一共十四次点评都对胡主席的讲话表示赞同。

　　当然中美问题永远存在，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永远存在。欧洲是担心当前，美国是担心将来，因为它知道在十到二十年之内中国还无力挑战它，我们也无意挑战它。但是美国不放心的是二十年以后，中美经济总量平起平坐后中国是否会挑战美主宰世界的地位，所以美国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两面下注，一方面针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通过合作寻求最大的实际利益，另一方面，加强了与日本、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拉印度，企图对中国构筑一道防火墙，防止中国强大之后挑战它的国际地位。

　　第三，欧洲的变化是最大的。

　　在上世纪中，欧洲三个大国在很多问题上意见是不一致的，特别是在伊拉克问题上。大选后，新任法德领导人对政策有了较大的调整，过去强调对美国的独立性，现在强调政策的协调和跨大西洋的合作。英国大选后同美国适当拉开了一点距离。所以，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三国政策趋于一致。英国拉开一点距离，法德向美国靠拢，使得三个欧洲大国在对中、美、俄等问题上取得大体上的一致。

　　总的来说，突出的变化是在法国，萨科齐上任之初以度假的名义造访美国，上任不久后又正式访问美国，明显表现出要改变前任做法。默克尔亦是如此。福田上任后访美，日本新闻评论说，美日领导人会晤谈了一个小时，美国和法国谈了六个小时，美国和德国谈了八个小时，日本很吃醋。从这方面看，这次欧洲大调整后，美欧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有政党轮替的原因，也有在全球化和多极化当中，欧洲力量有所削弱的原因。欧洲受到了威胁，需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平衡新兴经济体包括中俄的崛起。上世纪，欧洲把我们看作是积极力量、并借助中国来平衡美国的力量，到了新的世纪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中国经济崛起先后超过法国、英国，今年可能会超过德国，这里面有汇率的因素，人民币在升值，所以，欧洲对华舆论也发生了变化。法国国际研究中心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尼凯说过，总体上，中国对法国还不是威胁，但在经济层面上，中国构成了挑战。过去把中国看成是大市场，现在看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低的社会福利等因素造成的低成本使中国企业有强大竞争力，客观上构成了挑战。德国对外经济信息局有份预测，2007年，德国出口预计为1.3万亿美元，领先于中国的1.2万亿和美国的1.1万亿，但到2008年，中国的出口可以达到1.5万亿美元，将超过德国的1.4万亿美元成为头号出口大国。所以，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北京召开的中欧峰会上说，中国的崛起有可能被欧洲视为威胁。

　　二，非洲因素。去年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与非洲领导人的峰会，但我们没有想到欧洲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如果说拉美是美国的后院，非洲则是欧洲的传统后院。我们要进军非洲了，欧洲自然不好受。法国总统在去年七月法国驻外使节会议上的报告中谈到，中国已经进入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注目的复兴时期，但它自己却将把对原材料贪得无厌的追求变成一种控制战略，特别是在非洲。德国执政的基民盟在亚洲政策中说，崛起的中国在能源、非洲和外贸等领域渐渐成为西方的对手。法国解放报记者评论说在三个问题上不能相信中国，即知识产权、人权和民主、非洲。

　　三，发展模式。中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并取得成功，这会被一些国家效仿，欧洲认为这构成了对他们的挑战。德国的基民盟谈到，中国的成功向其它国家提供一种不同的政治秩序，这就构成了对欧洲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挑战。所以，欧洲对华态度改变或说调整的原因是中国的崛起以及欧洲对中国崛起的新的看法。

　　第四，中日关系。

　　三次领导人互访，经历了破冰，融冰和迎春三个阶段，特别在去年年底时福田到中国访问，温家宝总理谈到来年春更好，就是希望来年胡锦涛主席访日时中日关系能迎来一个好的春天。但中日关系改善的难度是最大的。第一，中日两国民意渐走渐远。中华民族是个长记忆的民族，日本则相反，教科书中对历史问题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日本年轻人知道日本人在二战中做了坏事，他们认为最错的是不该打美国，但六十年过去了，中国还抓住历史不放是别有用心，只要一提历史就反感，不止是右翼。第二，中日两国文化相近，都是东方的儒家文化，要面子，美国表示道歉没有困难，但日本说道歉的话面子不易过去；中日两国语言很近，日文中有三分之一是汉字，中美两国协议有时可以有不同的表述，各自看着方便，中日之间则没有这样的办法。

　　二、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战略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到，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和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和稳定也离不开中国。意思是，中国与世界已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所谓的世界也就是指主要的player, 就是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等等，已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夸大一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另外，共同的利益不仅是在经济上，有时也在政治上。在维护世界经济的繁荣和世界的稳定方面，中国与世界有着共同的利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中国会与这些国家有共轴利益呢？

　　一是全球化和多极化；二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走出去”。中国选择了融入国际社会寻求自身的发展，中国不挑战现有的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借助这个国际秩序去发展。因此，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总书记谈到“当今世界正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结果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是前所未有”，机遇和挑战都上升了。

　　历史上每个大国的兴起，都会受到原有的大国的遏制，中国又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又是参与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发展进程中被普遍认为是得益最多的国家，他们认为中国没有为现有的国际秩序付出任何东西，承担任何责任，却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在短短二三十年当中，完成了西方国家二百年才能完成的工业革命，一举成为影响世界经济以致整个国际关系发展的举足轻重的力量。这几十年当中，被赶超的国家肯定会不舒服，人之常情。很多西方人士既是羡慕又是警惕。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的两个意识明显上升：竞争意识和防范意识。少数反华势力的活动市场空前扩大。这次奥运会圣火传递中，西方舆论一边倒、反华声势大就是如此。虽然反华的人是少数，但市场扩大。

　　发展的机遇也大大增加。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新世纪的主旋律，开放和共赢仍然是一个相互依存世界里的唯一选择。美国、欧洲尽管对中国羡慕又妒忌，但没有别的选择。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使得我们维护国家利益、发展国家利益的手段也明显增加，影响地区事务的能力和能量也明显上升。

　　对挑战而言，西藏问题和奥运圣火传递问题是一次由少数或是极少数反华人士密切策划、精心组织的一次反华活动，又是由西方主流媒体一边倒的煽风点火、蓄意引导的一场反华表演，同时还是少数政治人物或是推波助澜，或者是迁就迎合而扩大了的一次反华活动。它是三种力量作用的结果，真正策划反华活动的是少数，如记者无国界这个组织，媒体一边倒，政客有两方面，在野的推波助澜，执政的迁就迎合。这是一次以西藏问题为导火线，以奥运圣火的传递为舞台的西方反华大表演，它是西方社会对中国认识和感受多重扭曲的突出表现。原因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在欧洲人心目之中，西藏是香格里拉，是世界上仅存的古文明或者传统文明净土。因为世界上其它地区都被现代文明取代了，唯一保留的就是西藏，这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神秘色彩的理想化的看法。

　　第二，道德优越感。经济上输给中国了，但自认为道德比中国高，是人权、民主的样板，特别是法国。

　　第三，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而强大，对西方构成挑战。

　　这几种因素结合的产物，成为西方对中国这几年来崛起所形成的挑战的总反应，目的是从道义上、精神上使中国受挫，保持自身至高无上的地位。德国和法国反应最突出也不是偶然的，除了经济因素外，也有人权因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所有西方国家之中最左的、最彻底的，他们喊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

　　对这次问题的根源，俄罗斯教授巴尔巴佐认为中国的麻烦源于它自身的崛起。日本研究所的一位副所长说六十年前新中国成立表明中国告别了挨打的时代，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使中国远离了挨饿的时代，现在中国进入一个挨骂的时代。中国不要怕挨骂，在骂声中强大。

　　这些问题是否意味着西方会联手对付中国、全面遏制中国呢？我认为不会。这些现象只是感情的宣泄，目的是挫中国的锐气，以后可能还会这样，但总体上不会改变国际关系的新特点。法国已经开始了修补措施，特使、议长先后到访中国，法国舆论的报道也开始变得多样性了，不是完全一边倒了，中国的声音开始出现了。这种情形出现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让他们不高兴，但是不得不跟中国合作，因为中国是在体制内崛起，使西方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当初遏制苏联那样来遏制中国。

　　美国托玛斯·巴尼特发表了抵制妖魔化中国的诱惑的文章，冷战时与苏联打是因为这个超级大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自行其是，造成了零和的游戏，但现在的中国不是这样，中国已经广泛地融入的全球的供应链和金融市场。美国兰德公司的国际政策分析家诺说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包括损害与中国的关系为代价来制裁中国，事实上这样做也难以产生预期效果。

　　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西方舆论开始转变呢？我们第一次看到在西方的中国留学生的力量。CNN总部洛杉机有五千华人举行示威游行，巴黎有四千人，英国BBS总部曼彻斯特有一千多人示威游行，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这些人历来被西方看作是中国的精英，被看作是能够影响中国发展的力量。现在他们发出了声音，不允许西方舆论这样污蔑和抨击中国，使得西方受到震惊，他们不愿失去对这些人的影响力。还有一部分力量是网民，呼吁抵制西方的货物。西方媒体一直致力于屏闭中国的声音，但海内外的普通中国人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不满，现在世界终于发现了中国的声音，这个声音是无法屏闭的，这是一股不需要政府组织的自发的力量。

　　在这次事件当中，双方都发出了过激的声音，我们的网民发出抵制法国货，抵制家乐福，法国的绿党也提出抵制中国货。结果呢？英国广播公司的一篇文章说，要抵制中国货很难。首先，在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一些反对中国的人不仅抵制奥运会，而且抵制所有中国产品，但是那些发誓不买中国货的面临特别明显的挑战。有篇文章说如果你坐公共汽车去上班到某个地方很可能就跟中国扯上关系，因为这辆公共汽车的某些零件就是中国制造的。有个人叫约翰·亚莱在看完一段中国虐待狗的录像之后，决定开始抵制中国货。现在他没有办法印刷他的打印材料了，因为他买不到不是中国生产的打印机。这位先生说，我不在乎多花几个钱，但得格外小心，许多产品不注明产地，但有些注明是贝尔格莱德制造的产品实际上也是中国生产的。材料杂志的主编说，现在很难弄清楚每台机器里每一个部件是哪里来的。随着许多产品外包给中国，真正的欧洲产品越来越少了。一位女士看了新闻后抵制中国的产品只抵制了一个星期，后来说如果走到商业街，卖的衣服都是中国制造的，你怎么办？难道你还能不穿衣服吗？

　　我们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网民号召大家不要去家乐福购物。家乐福投入2500万，五一全面大降价。新闻联播播出了家乐福总裁给中国人民的信。看来中国政府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性对待，不要盲目抵制家乐福。

　　在现在这样的时代，几乎没有只打痛对方不损害自己的措施。这对中国和西方同样适用。现在这个时代是互利共赢的时代。海外留学生的很多做法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对外宣工作也很有启发。这次我们的外宣工作是失败的，没能在第一时间做出相关报道，结果西方媒体利用的都是西藏流亡政府提供的各种歪曲事实的信息，等我们口径一致时，我们的所有的媒体开始千篇一律的大量播发相关信息，但没有任何效果，人家只说是政府的宣传机器开动了。

　　海外游行做得很好，第一，态度平静、理性。所以游行中没有发生过一次暴力事件。第二，技巧也很好。如说达赖“His smile charms, his action harms”。

　　双方的误区在于，中国几千年来是一种以汉族为主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我们由此认为分裂是坏的，国家统一是好的，统一中华民族的是功臣，分裂

　　中华民族的是罪人。而在欧洲，分裂被看作是民族自决，是正面的，只要不通过暴力及武装斗争来实现，无可非议。欧洲历史的版图是经常变化的，冷战后欧洲变成很多国家。应该宣传达赖是最大的农奴主，主张西藏政教合一。西方认为农奴主是坏的，政教合一是西方反对的。所以，我们要做两点：一、强调它的政教合一，二、强调他过去是农奴主，要向西藏人民道歉。

　　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需要我们的对策做出调整，坚持两个“始终不渝”：第一，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第二，中国将始终不渝地奉行共赢开放战略。我们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在实现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两个始终不渝是有条件的，所谓有条件，指在全球化的时代，不可能形成一个西方国家联合起来遏制中国的局面，所以我们有可能和平发展。当今的国际环境与二战前大不相同，我们没有必要不走和平发展道路。

　　寻求互利共赢，使在和平发展中各方的利益都能实现，从而减少我们和平发展的阻力。杨洁篪说，和平发展和互利共赢是新时期外交的理论精髓，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要把互利共赢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各个领域。这与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相一致，中国强大以后还应该是这样。中国文化本身也支持这一点。我们历来认为做人谦虚谨慎是美德，国家也是一样，强大以后也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只是在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中国强大以后，中国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中国强大后如何收覆被占领的国家领土？由于国家关系的变化，世界格局的变化，可以不通过收复领土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利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否则，从历史上来看，民族复仇主义是很危险的，以德国为例不仅给本国民族也给世界民族带来灾难。中国如何洗脱历史的耻辱？把中国建设好，成为世界上最高物质文明的国家，最高精神文明的国家，成为世界各国高度尊重，高度爱戴的国家。温总理说到，我们中华民族要表现出像大海一样的广阔的宽容。人民日报也发文指出，让中国更加宽容、更加开放。好多问题是由于历史原因缺乏自信引起的。当中国变得异常强大了，我相信我们中华民族会更加自信，不再需要通过想怎么洗刷历史耻辱，就已经自然而然地洗刷了这些耻辱。回到盛唐时代那样，让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让世界各国的人都愿意到中国来生活。这就是对中华民族所蒙受耻辱的最好的洗刷。